不容否認，文化哲學已成為人類在現代化實踐語境背景下的一門“顯學”。何以至此？筆者以為這與人類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。在傳統農業社會，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對有限，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處于一個比較和諧的狀態，哲學所思考的許多問題都是基于“人與自然”的關系而展開。古希臘時期的自然哲學自不必說，即使是西方近代的哲學話語，在“主體-客體”的二元張力中，其實凸顯的主題仍然是人與自然的關系，當然最高的目的訴求就是“人為自然立法”（康德語）。但是隨著人類生產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，人類征服自然的水平也獲得極大提高。“文化世界”越來越取代自然世界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環境。與之相應，人與文化的矛盾關系逐漸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無法回避的課題。如何消解人與文化的緊張，切實使文化成為肯定人的力量，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尺度，這就成為需要人類在哲學層面建構的話語體系——即文化哲學生成的歷史理由。

何謂“文化哲學”？顧名思義，它是關于人類文化現象的哲學思考，是對人類文化的總體性把握，它應回答的問題包括什么是文化、文化與自然的關系、文化與人的關系、文化與社會進步的關系、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、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等等。

學界一般認為，文化哲學興起的標志是新康德主義。哲學所要面對的主要不是“已然”世界的問題，而是“未然”或者是“應然”世界的問題。“事實”的世界是科學要關注的對象，“價值”的世界才是哲學最需要關注的對象。例如在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看來，“哲學只有作為普遍有效的價值的科學才能繼續存在”。在新康德主義思想家那里，康德的“物自體”與“現象”之間的對立，被置換成了“事實”與“價值”的二分，其核心價值訴求就在于從人類日新月異的文化世界中，確立人的價值的應有位置，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囂的文化世界中。德國哲學家西美爾明確指出：“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對象。”因此，文化在本質上是“人類的一種完善”。以此為尺度，西美爾檢討了近現代人類文化的不足：“客體文化突飛猛進，主體文化卻不能增進……外界事物正變得越來越有文化，而人卻越來越沒有能力從客體的完善中獲得主體生命的完善。”德國哲學家卡西爾作為西美爾的學生，進一步強調了文化對人的精神塑造意義。德國哲學家狄爾泰作為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人物，將“總體的人”作為研究的中心，強調文化哲學（精神科學）與自然科學的區別，強調現實文化創造主體有血有肉的知情意生活與無生命的死的“主體”的區別。他將本體論層次上的“悟”作為目標，追問人的體驗和理解——“悟”如何可能？他要透過邏輯層面，直觀邏輯背后的“事情本身”，即把握人的生命中那“先于邏輯的東西”。狄爾泰明確強調：“人是什么，只有他的歷史才會講清楚。”所以對人的全面理解有賴于對人的全部文化歷史的把握。這樣，狄爾泰從“知”到“悟”、從“認識”到“體驗和理解”、從理性地把握邏輯到全生命地“直面事情本身”，便實現了哲學的第一個轉向：從純粹的理性批判到現實的文化批判。